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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冤假错案说起
作者:贺义军  发布时间:2015-11-17 15:25:54 打印 字号: | |
  近年来,新闻媒体纷纷报道赵作海、佘祥林、聂树斌、杜培武、呼格吉勒图等冤案事件,舆论哗然,天平动荡,司法公正受到了质疑,冤案责任追究自然成为社会民众的普遍心声。不论案件本身将如何处理,但是办案的法官们轻则被行政处分,从此背上办过冤案的重负和责难,或举步维艰,或就此作罢;重则被判刑入狱,至此画上法官生涯的句号,止步于审判事业的终点,无论你是办案精英,还是业务骨干,一切都已灰飞烟灭。媒体每每报道一起冤案事件,往往就会一石击起千层浪,多视角的品头论足如同鹅毛飞雪,接踵而至,是是非非,此起彼伏,虽说是众说纷纭、各不相同,但可以肯定的是,含冤者总会得以昭雪,而法官自当受错判之责罚,似乎已成为顺理成章的必然结局。然而,“冤案”得以昭雪固然是件好事,但办  案法官无辜成为“冤案”的牺牲品,岂不更冤。

  茶余饭后,阅读是最好的选择。从关注冤案报道以来,有感而发,专门搜罗了几本有关冤案的书籍,意在不仅要对冤案的形成原因“刨根问底”,而且还要对事件背后折射出的疑惑“柳暗花明”。自通读李少林和刘正梅主编《中国历代冤案》、何家弘著《迟来的公平正义》两本从不同角度向读者展现和解析冤案的著述后,“冤案”、“假案”、“错案”这些关键词不时在我的脑海中闪现涌动,我想很有必要重新梳理一下这几个概念。

  常言道,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假案”是指事实上根本就不存在的案件,并不具备刑事案件“何人”、“何时”、“何地”、“何为”、“何因”、“何果”等基本要素,无论是侦查、起诉,还是审判,不管进入哪个环节,只要形成了有罪认定,当然就是制造冤案。因此,假案必然属于冤案,但冤案不一定就是假案,二者的逻辑关系为包含关系。只要有证据能够证明所谓的案件属于假案,那么案件承办人或者指示造假的直接责任人当然要受到法律责任追究,是勿庸置疑的。当然,由于刑事案件的特殊性,假案通常形成于侦查阶段,可能在审查起诉、审判阶段都未发现或怠于履行职责,致使“假案”一路绿灯,最终形成了生效判决,法官才有可能被追究办案责任。至于,是否要承担法律责任,那还得看法官是否尽到了审判职责。

  “对与错”是一对相对的命题,由于所处时段不同,所站角度不同,导致所得结论自然会有所不同。就案件而言,所谓“错案”是指歪曲事实证据,违背法律规定,故意形成错误司法结论的案件。法官法明确规定,法官办案责任的豁免情形有:1、对法律理解和认识上偏差;2、对案件事实和证据认识上的偏差;3、出现新证据;4、法律修订或政策调整;5、裁判所依据的其他法律文书被撤销或变更;6、其他情形。在此语境下,要称之为“错”,必须是知错犯错,明知不可为而执意为之。如果法官遵循在案的事实和证据能够合乎逻辑地作出生效的裁判结果,仅因认识和理解上的不同,或者由于法律、证据以及其他依据发生变化,就不应当认定为“错案”。因此,法官法明确规定,法官非经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不被免职、降职、辞退或处分。从逻辑关系来看,错案并非必然为冤案,冤案也不一定就是错案,二者的逻辑关系为交叉关系。如,没有具体被害人的毒品犯罪案件、贪污犯罪案件等,就事实和证据来评价,应当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犯罪,而司法机关未予认定的,当然是错案,但并非冤案,因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并未因错判而身陷囹圄,含冤者并不存在。又如,法官根据证据合乎逻辑地作出对法律事实的认定,很可能与客观事实不尽一致,甚至存在一定的差距,对于当事人而言可能认为是“冤案”,而对于法官而言却不应当认定为“错案”。由此可见,尽管大家都强调的是“事实”,实际上此事实,非彼事实。因为“事实”本身是有区别的,存在“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之分,完全符合社会、自然发展规律,已被法律实务、法学理论界所普遍接受,所以两者之间在认定标准上当然是不同的,直接导致最终的目标期待也会有所不同。在审判实践中,究竟何为错案,这是一个理论性很强的专业问题,不仅仅简单凭借对“事实”的区分就能解决一切问题,还要根据在案证据、证据规则以及法律规定来综合分析评判。笔者认为,所谓的“错案”在理论上是成立的,但在现实生活当中应当说为数并不多。因为只要法官没有弄虚作假,没有违背事实和法律,就不会有“错案”发生。然而,司法实践往往相当复杂,岂非只言片语可以简单释明,而冤案的形成,绝非法官个人所能“炮制”,有许多深层次原因和值得探讨的制度问题。如司法行政化、法律监督越位、权力私有化等命题都是值得研究的现实问题,笔者无意在此赘述。

  何为“冤案”,当然是一个见仁见智的话题。因为“冤案”概念本身存在内涵、外延问题,冤案的评价标准究竟是什么?评价的主体应当是何人?都有必要澄清和厘定。笔者认为,所谓的冤案,是指依照当时的法律规定,综合分析已在案的全部证据,遵循裁判时的证据规则、证据条件,合乎逻辑地能够认定被告人有罪或无罪,而办案单位却作出相反裁判结论的案件。如,众所周知曾经的“严打”,当时的证明标准、证据能力、证据规则是有特定历史时期的条件限制,主要依靠口供定案,根本就没有DNA检验,更没有非法证据排除之说,当然曾经被认为是西方产物的“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更就没有市场了,我国确立的证明标准“证据确实、充分”仍然占据刑事诉讼的主导地位,刑事诉讼程序演化至现在,我们绝不能再回头以当下的标准评价一下过去那个案件是冤案,如此往返不息,既不符合刑事诉讼法的发展规律,也适用法律的“溯及既往”原则相悖,更与刑事司法权威性的本质要求相抵触。因此,评价“冤与不冤”,不是当事人喊冤鸣冤,就算是冤案,而应由具有评价资格和评判能力的司法组织依照法定程序作出认定,才能称之为“冤案”。

  具体评价的标准:一是要以“审理案件时”的法律、法规以及司法解释为裁判依据,不得以时过境迁后“评价时”的法律规定回溯倒查。二是要以审理案件时“已有的证据”为根据,不得以裁判生效后重新取得的证据为基础,反向推导过去的裁判是错误的。审判实践中,亡者归来、另有真凶,通常会掀起司法舆论的浪潮,或漩涡激流,或波澜壮阔,令人不寒而栗、心惊胆颤。亡者归来,仅说明被害人的身份确认有误,但并不一定就是冤案,通过查证在案被害人的死亡与被告人的行为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仍不失为正案。如果查证核实在案被害人的死亡非被告人所为,那就确为冤案。另有真凶,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鉴于文章篇幅,在此仅作简要说明。有的案件,过去认定在案被告人有罪,是凭借证据综合评判的结果,而不是人为地想当然。当下又有“真的”凶手,仍然凭借同样的证据作出不同的评判,仅仅是多了一份口供而已,我们又如何能确定后到案的被告人就一定是“真凶”呢?也许是前被告人的案件有过新闻报道,或是知悉案情的案外人呢,也许有人会问那这个人不会傻到送命上门吧,现实生活啥人都有,这种可能不能说没有。如果当时认定在案被告人有罪,仅仅是靠口供定案,证据之间不能得到印证,疑问的细节没有得到排疑,而后到案被告人的口供与其他证据能够印证,排除了所有的合理怀疑,那原判就有可能是冤案。三是要以“裁判时”的证据规则、证据条件为标准,不得以事后的标准来反向推定过去裁判是错误的。如,裁判案件时,没有DNA技术或虽有DNA技术但尚未得到实践认可或者未被广泛运用,时隔多年,再以没有DNA检验,不能排除合理怀疑为由,认定为冤错案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四是依照当时的法律和证据规则,是否能“合乎逻辑地”作出有罪或无罪的裁判,如果根据当时的证据和规则,无法作出生效裁判结论的,就应当认定为冤案、错案;如果能够作出生效裁判结论,且证据确实、充分,就不应当认定为冤案、错案。

  至于冤案的评价主体问题,无论是什么案件,无论属于哪个阶段的案件,无论案件发生多大变化,当事人都不应当成为评价主体。因为当事人是案件事实发生的亲历者,他所追求的必然是客观事实和客观公正。而事实上,法官并非事实的亲历者,更没有追溯回放事实真相的复制能力,只有在遵循逻辑规律的前提下,依照证据规则凭借事后提供和收集的证据,尽可能去还原事实,最大限度地追求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之间的接近或重合,所以法官最终判定的事实只能是法律事实,而非客观事实。因此,当事人不应当成为评价冤案成立与否的主体,但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可以行使申诉权,通过再审程序予以确认。

  新闻媒体能否成为评价主体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媒体虽有报道新闻事件的权利,但绝不可以参与案件的处理包括定性评价,所以“以言代法”的“话筒司法”必然会给司法审判带来负面压力。另外,检验一起案件是否为“冤错案”,是要依靠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娴熟的司法经验,而不是媒体聚焦一个点的片面评价或对表面现象的主观臆断。司法实践中,有的媒体报道关注了个别案件,其实在报道时已加入了记者的主观成份,错误的舆论导向,扭曲了司法判断力,误导了办案思路和裁判方向,使涉案的人民法院不知所措,改了又改,变了又变,司法判决的权威性、严肃性受到了极大冲击,不利人民法院依法行使审判权。因此,从职业的角度出发,新闻媒体应当如实报道各种新闻事件,但无权介入司法处理或司法裁判,更无权干预刑事司法。

  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责,能否成为评价主体,答案依然是否定的。尽管检察监督是宪法、法律赋予的权力,但法官与检察官处于不同的法律角色,决定了两者的办案思维模式、证据规则把握、逻辑分析方法、法律解读立场、法意民情考量、司法价值目标等都是不同的,如果让不具有中立立场的追诉者或监督者来评价是否为冤案,结论不仅值得商榷,反而会给正常的刑事审判工作增加外在干扰的压力。因此,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检察机关发现已生效的判决确有错误,有权提起审判监督程序,但无权作为案件是否为“冤错案”的评价主体。

  笔者认为,一起刑事案件是否为“冤错案”,合法的评价主体应当是原审法院的上一级人民法院。因为原审法院作出生效判决,已经形成了裁判定式,要自己评判自己的判决结果是否正确,显然有违刑事诉讼原理,所以上一级人民法院作为评价主体,依照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审判监督程序,审查和运用证据确认事实,准确适用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作出新的司法裁判,才是正当的。但如果存在上下级法院法官认识不一致、上级法官违法改判、出现新证据新情况、法律法规修订等情形,仍然不应当认定为“冤错案”。

  上世纪90年代,我国法官办案责任制的责任追究以实体裁判结果被改变为标准,这种所谓结果归责原则抑制了司法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势必造成他们在行使职权、履行职责时承担着过重的职业风险,瞻前顾后、明哲保身,法官往往不敢轻易下判,或以证据不足为由建议补充侦查,或强迫调解,或找借口发回重审,或想尽办法把案件向上推,以分散责任、转移矛盾,法官的智慧不能得到充分发挥,“推拉司法”、“疑罪从轻”、“唯上主义”的办案模式成为常态化,给刑事审判工作带来了很大的负面效应。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健全和落实科学的法官办案责任制,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必须建立起完善的配套制度,实现法官权责统一机制,深入推广司法公开,建立起符合司法规律的法官惩戒制度,才有可能减少“冤错案”的发生。

  当前,涉诉上访现象愈演愈烈,党和政府非常重视,接访应访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减少冤假错案的发生。然而,一些顽类刁民正是利用了这一政策缠诉闹访,甚至不排除受境外反华势力的怂恿鼓动,打横幅,贴标语,散传单,撒泼耍赖,恶言秽语,公然诋毁人民法院的公正形象;躺、趴、横拦截公务用车,堵门、封道、喊号干扰正常办公,公然挑衅人民法院的司法权威。冤不冤,错不错,都应当通过正当的法律途径寻求解决,而不是非诉途径,更不是以降低司法公信力为代价,苟且息事宁人、息诉罢访。对于确有冤情的访民,应当通过法律途径予以纠正,让每一起合法涉访案件的当事人都能感受到司法的公平正义;对于恶意制造冤案事端的访民,决不可姑息迁就,更不应助长此类歪风邪气,必须从严惩处,让社会主义社会的公序良俗、道德风尚、诚实信用、公平正义等司法正能量得到充分发扬。
来源:刑二庭
责任编辑:刘志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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